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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彪：追上去以后，一场死亡与六十万元的诉状
他目睹摩托车相撞，报警并追赶逃逸者。一个多小时后，对方死在铁路上。法院需要回答的，是这段追赶究竟意味着帮助，还是必须赔偿的侵害。
编年依据：沿用原编年节点：2017-01-09（案发）。这是案发日期，不冒充后续裁判或生效日期；程序时间另见正文。
公路上的一次跟随
史料记载2017年1月9日上午，他开车去朋友家，在唐山的一条县道上，看见前方两辆摩托车撞在一起。一个人倒地没有起来，另一个人扶起摩托车，骑走了。那天原本与他无关的事故，从他决定跟上去开始，改变了他的生活。[1][2]
史料记载朱振彪曾在大学期间入伍，在云南的武警部队服役两年。2018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把自己当时的选择解释为退伍军人的敏感，以及对倒地伤者的同情。这个解释来自他事后的回忆。能够由司法材料确认的是：2017年1月9日，他确实看见了事故，也确实在追赶过程中多次报警，请求警察出警。[1][2]
留下的人和离开的人
史料记载法院查明，当天上午11时许，张永焕骑摩托车沿古柳线由南向北行驶，与同方向的另一名骑车人发生追尾。另一名骑车人无证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碰撞后受伤倒地，车辆也受损。交警后来认定，张永焕负事故主要责任，另一名骑车人负次要责任。事故并不是没有责任划分的意外，但两个人都还没有机会在现场把事情说清。[2]
史料记载张永焕起身后驶离。朱振彪开车跟随，向柳赞边防派出所、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等部门打电话。他报警时说，两辆摩托车相撞，有人受伤，另一方已经逃逸，自己正在跟着对方。其手机也记录下了追赶过程。后来法庭反复审视的，不只有两家人的讲述，还有这些录音、视频，以及列车机车上的影像。[2]
一把菜刀、一只木凳
史料记载追赶进入当地一处村庄。张永焕弃下摩托车，从一户村民家的南门进去，在过道屋拿走一把菜刀，再从北门离开。朱振彪看见刀，拿起那家人的木凳继续追。主人追来讨还木凳后，他换成了一根木棍。倘若只截取后面这个画面，便会看见一个持棍追赶者；把前面的过程接起来，才看得见菜刀出现的顺序。[2]
史料记载两人之间有劝阻，也有责骂。朱振彪喊过对方撞死人了，张永焕表示要伤害自己，朱振彪又让他扔掉刀。公开裁判没有把追赶过程整理成一个毫无瑕疵的英雄故事：言语不文明、对伤情传达不准，都被记了下来。它们后来成为死者亲属提出索赔的重要依据，也成为法院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2]
史料记载离开村庄后，张永焕跑到滦海公路，有冲向过往车辆的行为。他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又站了起来，转向铁路附近的开阔地。路政人员加入追赶，和朱振彪一起提醒来往车辆减速、小心。原先发生在两辆摩托车之间的事故，已经把农户、路人和道路管理人员都卷了进来。[2]
铁轨前的最后几分钟
史料记载张永焕到达迁曹铁路后，翻过护栏，沿路堑走。朱振彪也翻过护栏继续跟随，同时劝他投案，告诉他被撞的人没有事，家里人也会惦记他。法院确认，整个跟随过程中，两人始终相隔一定距离，没有身体接触。这个事实很重要，但它并不单独回答全部问题；没有碰到一个人，也仍需审查是否以其他方式造成了应当负责的危险。[2]
史料记载指导案例记载，张永焕自行进入铁路危险区域。机车视频记录了朱振彪挥动上衣，向驶来的列车示警；但张永焕仍被列车撞击，随后确认死亡。最初事故中的另一名骑车人经医院救治，当日回家休养。法院因而需要分别辨认交通事故造成的受伤，与随后追赶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不能把两种后果混成同一次碰撞。[2]
史料记载张永焕为什么最终走到铁轨中央，外人不能代替他给出完整的心理答案。司法材料确认了他此前的自伤言语、冲撞车辆行为和自行进入铁路的经过，也确认朱振彪的劝阻、示警。它所解决的是法律责任，而不是替死者补写最后一刻的内心。[2]
六十多万元的诉状
史料记载事故后，张永焕的近亲属向朱振彪索赔，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父亲生活费，共计609803.5元。家属的主张并不是简单否认逃逸，而是认为追赶已经超过必要限度：张永焕拿刀并表达自伤意图后，朱振彪仍不停止，还持凳、持棍，传递撞死人这一不实信息，应当为死亡承担责任。[2][3][1]
史料记载朱振彪则主张，自己为了制止逃逸而追赶，既无伤害故意，也没有实施侵害，不应承担赔偿。早在法院判决之前，双方已经各自面对不可逆转的损失：张家失去亲人，朱振彪也被一场死亡与数十万元的诉请困住。2018年1月，他向记者说，自己曾在前往法院时怀疑是否做得不对，并在调解材料中表示是否补偿还需要与家人商量；他此前已向有关部门递交见义勇为认定材料。[2][3][1]
法院怎样把追赶和死亡分开
史料记载2018年2月12日，滦南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因为最后发生了死亡，就反过来认定追赶必然违法。它依次审查三个问题：追赶有没有违法，对死亡有没有故意或过失，两者之间有没有应由朱振彪承担责任的法律因果关系。[2]
史料记载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事故驾驶人停车、保护现场并救助伤者，张永焕逃离违反了这项义务。朱振彪作为目击者报警、跟随、劝其投案，是制止逃逸。第二，菜刀出现之后他拿凳、拿棍，法院认定属于自我保护；两人没有接触，面对张永焕冲撞车辆，他和路政人员又作了劝阻和警示，并无侵害生命的故意或过失。[2]
史料记载第三，法院承认朱振彪有时误传伤情、言语不文明，但考虑事故突然、伤者当时倒地昏迷，不能据此认定侵权过错。张永焕进入铁路危险区域之后，朱振彪仍高声劝阻，并挥衣示警。依据这些具体事实，法院否定了追赶行为与死亡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它没有授予普通人无限追逐的权力，而是判定这一次追赶不构成应赔偿的侵权。[2]
撤回上诉之后，原判生效
史料记载一审宣判后，张家提出上诉，随后又撤回。2018年2月28日，唐山市中级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这里没有第二份实体判决重新分配责任，案件是以撤回上诉、原判生效结束的。2018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发布指导案例98号，将其确认为法院可依据事实认定见义勇为的案例。判断关键在行为目的和过程，并不以先拿到行政荣誉证书为前提。[2]
核验边界
分析解读本文检索截至2026年10月23日。事发时间、行为经过和终审方式优先采用指导案例；人物感受仅使用有明确归属的采访。本文采用的直接个人采访发表于2018年1月，未据此推断朱振彪现时职业、家庭或荣誉认定情况。[1][2]
证据把一段追逐还原成几个问题
分析解读六十余万元的诉请中，死亡赔偿、丧葬支出和家属生活费用被一并提出。但计算损失与确认由谁负责仍是两个步骤。不能因为金额有计算方法，就省略侵权成立的证明；也不能因为原告败诉，就反过来说他们失去亲人的处境不值得理解。法院审的是朱振彪是否依法负担这些费用，并未审判家属是否有资格提出疑问。[2][3]
分析解读指导案例留下的意义，是让见义勇为从一句社会评价回到可以检验的行为结构：行为人没有预先承担救助的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保护他人或公共利益而阻止违法者逃离，法院可以结合事实作出认定。它不是要求当事人先去取得行政部门的表彰，再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本案的民事审判能够独立评价追赶的性质。[2][3]
分析解读同时，认定性质不能取消对方法的审查。报警记录回答他是否联系公权力介入；双方距离与影像回答他有没有接触、打击；持凳、持棍的先后顺序回答这些物件在当时起什么作用；列车影像又帮助确认临近危险时是否示警。把这些材料分开检查，才不会用“好心”替代全部法律要件，也不会用最后的惨剧否定此前一切正当行动。[2][3]
分析解读本案不应被拿来鼓励读者进入铁路或持续追逐危险人员。判决评价的是已经发生的具体过程，现实救助仍应优先报警、保留安全距离并服从现场处置。文章保留一月九日的案发锚点，二月十二日是一审裁判，二月二十八日则是准许撤回上诉、原判生效的程序节点；后来发布指导案例没有另造一个案件，也没有再作一次二审实体改判。[2][3]
铁路一方的付款，不能代替侵权要件
分析解读指导案例还记载，死者近亲属与铁路方面另行达成四万元处理协议，相关约定以铁路一方没有事故责任为背景。这与本案要求朱振彪承担侵权赔偿，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某一主体基于协议作出付款安排，不能据此推导所有与事件有时间联系的人也必须支付补偿；各项付款仍应分别查明主体、依据和范围。法院对朱振彪的判断，最终仍回到其自身行为是否违法、有无过错以及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按其他方面已经付了多少钱来分配余额。[2]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来源与资料
- 被起诉的“见义勇为”者：一宗交通事故逃逸和一场追击与死亡（澎湃新闻采访）
- 指导案例98号：张庆福、张殿凯诉朱振彪生命权纠纷案（最高法2018年12月19日发布，检察机关转载）
- 追赶肇事逃逸者见义勇为无责案（中国法院网，法院网站转载）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保留指导案例核心当事人朱振彪、张永焕以辨识案件与责任对象；不延伸披露其家属身份、住址、婚育与健康资料，另一骑车人及村民使用概括称谓。死亡经过仅保留司法判断必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