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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李某月被害案：一趟被设计的远行，与三名主犯的责任
从南京到勐海的行程，后来被法院确认为犯罪计划的一环。洪峤组织指挥，两人直接实施，三人均为主犯而刑罚不同；同案盗窃被告的责任也须单独辨明。最终执行通报确认了洪峤死刑复核与执行结果。
编年依据：2020年7月9日遇害日，保留原日级节点
一趟远行，后来被重新解释
裁判认定2020年7月9日，李某月从南京前往云南。对一宗失踪事件而言，行程首先意味着寻找的方向：她到了哪里，是否还有消息，能不能平安回来。后来法院查明，这趟出行并不是与犯罪无关的背景，而是洪峤预先设计、诱骗女友进入犯罪计划的一部分。[3]
史料记载勐海县公安局2020年8月4日发布的通报，记录了寻找如何转为侦查。7月18日，勐海警方接到南京警方协查通报，得知李某月抵达云南勐海后去向不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疑点，成立专案组；8月3日，两地警方在南京抓获洪峤等三人，并在勐海找到李某月遗体。[1]
分析解读当时警方使用的是重大作案嫌疑、初步查明等表述，案件仍在侦办。回顾时可以知道后来的判决，却不能抹去这个阶段的性质。侦查通报提出了涉嫌共同犯罪的轮廓；谁承担何种责任、证据能否达到定罪要求，仍要由后续审理回答。[1][3]
不在现场，不等于没有主导犯罪
裁判认定一审法院查明，洪峤与李某月系恋人关系，发生矛盾后产生杀害她的意图，并邀约张晨光、曹泽青多次商议。2020年7月6日，三人在南京选定云南勐海的作案地点，由洪峤诱骗李某月前往，同时提供资金和工具，安排实施计划及信息汇报。[2]
裁判认定二审进一步公开了这条组织链：洪峤设计李某月的出行，向实施者提供行程信息；张晨光、曹泽青提前前往云南，最后共同实施杀害。本文不展开具体伤害方法和现场处置细节。对理解裁判而言，重要的是犯意、组织、信息和实施之间如何相互衔接，而不是把过程改写成可供模仿的步骤。[3]
裁判认定法院据此认定三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均为主犯。洪峤虽然不是现场直接实施杀害的两人之一，却是犯意提起者，承担组织、指挥、供资和诱骗等作用，罪责最为突出。这使案件不能用“谁亲自动手，谁就一定责任最大”的直觉来解释。[3]
分析解读“三人都是主犯”与“洪峤罪责最重”并不矛盾。前者判断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后者进一步比较各自对犯罪形成和实现的贡献。法院没有因为张晨光、曹泽青接受指使，就把他们写成无关紧要的旁观者；也没有因为洪峤未在杀害现场，就忽略他对整个计划的控制。[2][3]
同一案件中的第四名被告人
裁判认定本案还有一项盗窃指控。法院认定，2019年5月，洪峤指使祁文强在南京某度假区盗窃一台价值一万八千元的单目夜视仪。洪峤和祁文强因此均构成盗窃罪。这一事实与2020年的故意杀人共同犯罪分别评价，不能因为同案审理便把四个人都称为杀人案实施者。[2][3]
裁判认定一审对洪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一万元。祁文强则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八千元；法院认定他到案后主动交代盗窃事实，构成自首。[2]
分析解读这里的姓名区分和罪名区分不是枝节。若把盗窃案被告人与故意杀人共同犯罪的三人混写，就会扩大对某个人的犯罪指控；若把洪峤的全部刑罚压缩成一句“因杀人判死”，又会漏掉数罪并罚的真实判项。准确呈现裁判，需要让每项责任都回到对应的行为。[2][3]
一审的日期与不同刑罚
裁判认定2022年7月7日，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除洪峤被决定执行死刑外，张晨光、曹泽青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两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小于洪峤，且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死刑可以不立即执行。[2]
分析解读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不能在标题或时间线中合并成“三人已被处死”。本案随后公布的执行通报针对洪峤，不是针对张晨光、曹泽青。至于后二人的后续服刑变化，本文所据公开材料没有提供可核对的裁定，不推定已经减刑，也不推定日后必然执行死刑。[2][4]
分析解读一审日期还存在需要保留的来源差异。2022年的公开宣判通报明确记载7月7日；2023年的执行通报则写，法院于2022年6月27日判处洪峤死刑。本文以7月7日作为公开宣判节点，同时保留执行通报所载6月27日，不在缺少原判决落款核对的情况下擅自认定某个日期是笔误。[2][4]
分析解读附带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准许原告人撤回起诉。通报记载，原告人要求严惩被告人并自愿放弃赔偿。叙述这一决定，不需要重现亲属在庭外的情绪，也不能把他们放弃赔偿解释成法院判处死刑的交换条件；定罪量刑的理由仍然是法院查明的犯罪事实、责任及量刑情节。[2]
上诉以后，法院再次说明责任差别
史料记载洪峤、张晨光、曹泽青在一审后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0日受理，组成合议庭，并于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9月20日，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庭日和裁定宣告日相隔近一个月，是两个不同的程序节点。[3]
裁判认定二审通报说明，洪峤是犯意提起者，具体组织和指挥犯罪，提供资金及部分工具，并将李某月诱骗至案发地，因此罪责最突出；张晨光、曹泽青共同商议并实施杀人，罪责相当。法院也将两人具有坦白情节作为维持死缓判决的理由，认为不同刑罚与各自罪责相适应。[3]
分析解读对洪峤，二审法院还指出其翻供、否认指使杀害李某月及缺乏悔罪表现。这样的结论须放在法院的证据审查与量刑评价中理解，而不是抽象地认为提出上诉就应受更重惩罚。通报同时确认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并说明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3]
分析解读二审通报也显示，进入上诉审查的是三名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祁文强仍被称为原审被告人。由此可以看出，同一份案件报道内，不同当事人的程序身份并不相同。写作中保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差别，有助于避免读者误以为所有判项都因同一人提出上诉而改变，或误以为未上诉者也参加了杀人共谋。[3]
史料记载一审判决书的媒体报道曾披露，辩护方提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意见，法院未予采纳，并结合案前策划及羁押期间行为认定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里仅保留与刑事责任判断有关的争点，不公开既往医疗和家庭病史。报道转述的是法院评价，不应扩大为对所有精神疾病与暴力关系的概括。[5]
复核核准之后，才是执行
史料记载二审维持死刑后，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3年5月7日的法院执行通报明确记载，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了维持对洪峤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4]
史料记载通报没有公开复核裁定的具体日期。能够确认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完成了复核并核准，随后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7日依法对洪峤执行死刑，检察机关派员临场监督；执行前，法院依法安排其会见近亲属。复核结论和执行事实分别有据，不需要用猜测补足每一个日历格子。[4]
分析解读从2020年7月的遇害，到2022年的一审、二审，再到2023年的复核结果公开与执行，案件跨越了不同证明和审查阶段。最初的寻人通报不能代替终审裁判，二审维持也不能直接写成已经执行。逐段保留这些差别，才能说明一项最严厉的刑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1][2][3][4]
留在记录中的，不应只有凶手
分析解读李某月在公开裁判中使用匿名化姓名。本文沿用这一称谓，不以家属住址、私人聊天和日常照片补足人物形象，也不把无法核实的身份传言拼进犯罪动机。法院确认的是恋爱矛盾之后的预谋与组织杀人；这已经足以说明责任，无需额外制造一层悬疑。[2][3]
分析解读这宗案件的公共意义，不只在于洪峤最终受到何种刑罚，也在于共同犯罪责任如何穿透地理距离：有人组织、供资、提供行程，有人直接实施，法院分别评价而不互相抵消。对受害人的尊重，则意味着不把她的一次出行写成“缺乏警惕”的过错。经法院确认的欺骗与杀害，应当由策划和实施者承担责任。[2][3]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来源与资料
- 勐海县公安局案情通报
-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一审宣判：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死缓
-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二审宣判！
-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主犯洪峤被执行死刑
-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一审判决书披露：主犯在羁押期间传递串供纸条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沿用李某月匿名化称谓，不展开伤害方式、家属住址与私人病史，区分四名被告不同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