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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答错后“承诺赔十万”，平台就必须赔吗
2025年6月，梁某向一款AI应用询问高校报考信息，得到错误的校区信息。应用在争议中生成了愿赔10万元的说法，还建议他起诉。梁某随后向运营公司索赔9999元。杭州互联网法院驳回诉请，但没有因此免除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
编年依据：保留2025年6月29日涉案对话发生日期；2026年1月为生效判决报道时间，所读报道未披露准确宣判日，不以新闻日期代替。
一个校区和十万元
史料记载2025年3月，梁某同意用户协议，注册使用了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运营这款应用的是一家科技公司，它基于自研大语言模型，提供文本生成、信息查询等通用对话服务。[1]
史料记载6月29日，梁某询问某高校报考的相关信息。应用的回答中，出现了不准确的校区信息。梁某发现问题，在对话中进行了纠正和指责，应用却仍然回复称，这所高校确实存在那个校区。[1]
史料记载随后，应用生成了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案：如果内容有误，就向用户提供10万元赔偿。一条校区信息是否准确，至此又多出了一项争议——这笔由AI提出的赔偿，究竟由谁承担。[1]
史料记载梁某将从高校官网查询到的招生信息提供给应用。应用承认此前的回答不准确，并建议他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1]
诉状里的9999元
史料记载梁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承担责任的是应用背后的科技公司。他提出的赔偿金额为9999元，并不是对话中出现的10万元。[1]
史料记载梁某主张，错误信息使他受到误导，错失报考机会，还增加了核实信息和维权的成本。他也将应用生成的赔偿说法作为要求公司赔偿的理由。错失机会、产生损失，是他的诉讼主张，仍需法院审查证据。[1]
史料记载公司则提出三项抗辩：这些文字由模型生成，不构成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已履行注意义务，没有过错；梁某没有实际损失，公司不构成侵权。[1]
史料记载案件由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应用生成的赔偿文字有没有法律效力，以及错误信息本身是否足以让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即使前一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后一个问题也仍要审查。[1]
谁作出了赔偿承诺
史料记载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意思表示，也不能作为意思表示的传达人、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本案应用自行生成的赔偿文字，不能直接视为科技公司的承诺。[1][2]
史料记载法院还审查了公司是否通过这个工具表达过赔偿意愿。现有证据没有表明，公司曾借助模型设定、传达这项承诺，也没有表明公司对外表示过愿意接受AI生成内容的约束。[1][2]
史料记载从一般社会观念和交易习惯来看，这种随机生成的文字也不足以使梁某产生合理信赖。因此，法院认定，这项所谓承诺不产生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1][2]
史料记载这一判断针对的是本案承诺的形成方式与证据。公司有没有作出或授权作出赔偿表示，不能仅由聊天内容里出现了赔偿金额来决定。[1][2]
答错之后还要审查什么
史料记载法院将本案生成式AI服务作为服务进行审查，适用民法典规定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未适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意味着，法院需要具体判断服务提供者有无过错、是否存在损害，以及错误信息与损害之间的联系。[1][2]
史料记载梁某主张的是报考机会和额外成本等经济利益受损。法院认为，对于这些主张，判断服务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需要考察公司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1][2]
史料记载法院提出的注意义务不止是给出一条风险提示。服务提供者须严格审查法律禁止的有害、违法信息，显著提示生成内容可能不准确的局限，并在涉及重大利益的特定场景中作出即时警示。同时，还须采取行业通行的合理技术措施，改善回答的可靠性。[1][2]
史料记载具体到本案，公司已在欢迎页、用户协议及交互界面的显著位置提示功能局限，也采用了检索增强生成等技术。法院据此认定，公司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这个结论以法院查明的提示和技术措施为依据，并不是只要写有免责文字就可以免于责任。[1][2]
史料记载损害证据也是一道关口。梁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所称实际损害已经发生。法院进一步认定，案涉错误信息没有实质介入或影响他的报考决策，与所主张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2]
史料记载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AI生成的赔偿文字没有产生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在侵权责任审查中，公司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梁某主张的损害与因果关系也未获认定。[1][2]
生效判决之后
史料记载2026年1月28日，央视网发布报道，明确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从2025年6月29日那次报考信息查询，到判决结果公开，一段关于校区的对话，成为了法院审查AI服务责任的具体案件。[1]
史料记载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刊发《以司法之力 筑平安之基》，再次介绍本案：AI自行生成的承诺不构成平台意思表示，平台仍须提示风险并采取合理技术措施防错。[2]
史料记载同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相关案件的归责原则等作出规定。这属于后来的一般裁判规则，不是梁某案件的新裁判。[3]
史料记载截至2026年10月23日，本次检索未发现本案另有经可靠来源披露的程序进展。能够确认的个案结果，仍是一审驳回诉请、双方未上诉、判决已生效。[1]
一句话为何不像一份赔偿协议
分析解读对话框把所有内容放进同一种界面：校区信息、争辩、承认错误、建议起诉和赔偿金额，都是连续出现的文字。但法律不能只因它们看起来像人说的话，就把每一句都视为公司表达意愿。法院所考察的是公司有没有设定、传达或承认这一承诺，以及用户是否有合理信赖基础。这与公司明确授权某个系统办理业务后是否受其交易结果约束，是不同的证据情境。[1]
分析解读因此，“AI没有主体资格”并不是案件全部答案。如果公司的行为足以说明它通过工具表达了承诺，还需要按相应法律关系继续判断。本案否定承诺效力，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公司行为和外在表示，而非给企业提供一句只要由机器输出就概不负责的通用免责语。把模型与经营者区分开，是为了准确找到责任来源，不是为了让责任消失在两者之间。[1]
分析解读十万元与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也分别属于不同层面的文字。前者由应用在聊天中生成，后者是梁某选择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的是他要求公司赔偿的法律依据，不是在替聊天机器人讨价还价。最终驳回诉请，并不证明原来的校区信息正确；错误信息已经得到承认，未获支持的是据此要求公司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1]
错误、过错与损害要分开
分析解读一个回答错误，是信息层面的事实；经营者是否有过错，是关于注意义务的法律判断；用户是否受到损害，又需要具体证据。在这宗案件中，三者没有被压缩成一句“答错就赔”或“技术会错所以不赔”。法院既承认输出有误，也审查平台提示和技术措施，随后还审查损害及因果联系。这套顺序使判决结论依赖查明的事实，而不是依赖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或悲观态度。[1]
分析解读尤其需要谨慎的是“错失报考机会”。它是原告提出的损害理由，公开报道没有把它认定为已经发生的事实。若叙述直接写成“AI让他失去上大学机会”，便把诉讼主张提前变成了裁判认定，还会夸大当事人的真实遭遇。法院的结论是有效损害证据不足，错误信息没有实质介入或影响报考决策；这种证据判断应与公众对错误答案的担忧分别保存。[1]
分析解读合理注意义务同样不是一份永久有效的合格证。法院强调技术发展和使用场景变化下的动态判断，既看提示是否显著，也看是否采用行业通行措施。在普通信息查询之外，涉及重大利益的场景还需要相应警示。本文不能由本案使用了某项技术，就推断任何同名技术都足以免责；措施是否适当，仍要结合具体风险和实际运行证据。[1][2]
不要把报道日期写成宣判日期
分析解读这篇档案保留2025年6月29日的对话节点，而把2026年1月的报道放在程序后续。所读材料使用近日审结的表述，并明确双方未上诉、判决生效，却没有提供准确的宣判日期。三月的法院报报道再次介绍案件，也不是三月又作出一审判决。没有公开到日的时间，不应为了让时间线整齐而补成新闻发布当天。[1][2]
分析解读九月发布的一般性意见，展示人工智能司法规则进一步展开，但它没有在所读发布说明中撤销或改写梁某案件的主文。服务责任与产品责任的区分，也不能从这起通用对话应用纠纷无限扩张到全部AI设备和场景。本文仅说明本案使用的一般过错责任分析，以及后来最高法对不同类型纠纷分别作出指引的事实，不替未审理的产品作免责判断。[1][3]
分析解读本轮未取得可核验官方来源的裁判全文及完整庭审记录，这是档案的资料限制。能够确认的是错误查询、双方争议、公开说明的裁判理由和生效结果；不能确认的，是当事人未公开的报考计划、个人身份与此后生活。那段对话里最有价值的转折，不是机器终于说了对不起，而是梁某拿出了高校官方信息。诉讼随后又把问题推进一步：指出错误之后，法律责任仍须靠授权、义务、损害和因果关系逐项证明。[1]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来源与资料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沿用公开材料隐名，不补全身份、住址及无关家属资料；仅保留解释争议所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