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人，两种学籍

裁判认定一九九四年九月，田永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成为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的本科生。四年后，他修完课程，完成毕业实习、设计和论文答辩，成绩均合格，毕业论文还被评为优秀。学校并不争执这些学习成果，却拒绝给他毕业证。问题不在论文，而在一份两年前的退学决定。[1][2]

裁判认定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参加电磁学补考，随身携带写有公式的纸条，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教师没有发现他偷看，但停止了考试。法院后来承认夹带违反考场纪律；这不是一篇宣称学生没有任何过错的故事。[1][2]

裁判认定学校依据一九九四年的第〇六八号通知，将考试作弊一律按退学处理。三月五日作出决定，四月十日填发学籍变动通知。但处分和通知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送达，退学手续也未实际办理。此后两年，他仍在学校学习，这段持续的日常活动，后来成为法庭上的证据。[1]

史料记载本篇核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及高校网站转载的公报体例材料，没有取得两审签章判决原件或完整卷宗。两个公开版本对一九九八年六月校方复查的具体日期略有差别，故不据其拼出精确到日的过程。能够确定的是：校方复查后仍坚持退学结论。[1][2]

校方说他已离校，学校却一直为他注册

裁判认定田永的学生证曾经遗失，一九九六年九月学校为他补办。其后学校收取教育费，为他注册、发放学生补助，安排毕业实习和设计。他参加英语、计算机考试取得合格证明。缴费凭据、学生证、成绩单和院系材料，使抽象的学籍争执获得了可以逐项核对的形状。[1][2]

指控或主张学校的解释是：退学决定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学院，田永不配合离校，有些部门工作不到位，有些教职工不了解情况。少数教师和部门默许他继续学习，不能代表学校意志，更不能证明学籍恢复。校方据此认为，没有学籍的人自然不能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2]

裁判认定院系却认为田永已经达到毕业及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因为学籍尚在交涉，院系暂未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校方也没有把他的资格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部分教师向原国家教委反映情况；一九九八年五月，高校学生司函请学校复查，认为处理过重，但校方没有改变结论。[1][2]

分析解读这里不能把大学简化为一名反派校长，也不能把所有教师行动当成纯粹私人帮助。同一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作出了相互抵牾的行为，受影响的学生无法自行消除其后果。诉讼要回答的是，这些以学校名义完成的管理行为，法律责任究竟由谁承担。[1][2]

大学为什么站上行政诉讼被告席

指控或主张田永请求法院命学校发给毕业证、学位证，办理毕业派遣，并赔偿经济损失三千元、在校报公开道歉。每一项要求都指向不同后果：学历确认、学术资格审查、进入就业程序以及已经产生的损失。把这些请求统称为要一张文凭，会掩盖案件的救济范围。[2]

裁判认定法院认为，高等学校依法管理学籍，给予奖励或处分，并代表国家颁发相应证书。在这种特定管理关系中，学校虽不是通常意义的行政机关，仍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学生不服涉及基本权利的教育管理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而不必把所有争议都留在校园内部。[1]

分析解读这一判断没有宣布大学的一切活动都属于行政行为。授课方式、学术评价、合同往来和学生处分可能具有不同法律性质。独立教育法研究也强调，教育纠纷的解决渠道逐渐多样，但学校自治与法院审查的界限仍须分辨。本案打开的是特定权力行为的审查入口，不是让法院全面接管办学。[1][3]

裁判认定法院并不否定学校制定校规、维护考场纪律的权力。它认定，校规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将夹带一律作为退学原因的校内通知，与当时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学校可以依法处分，却不能仅凭内部通知任意扩张剥夺学籍的条件。[1]

分析解读因此，违纪事实存在与处理决定违法可以同时成立。若只问田永是否夹带，就遗漏了处罚依据；若只问学校是否有管理权，又遗漏了权力的法定边界。案件并不是在严格管理和纵容作弊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求处罚理由和处罚方式都经得起审查。[1]

让决定真正到达一个人

裁判认定生效裁判同时提出正当程序要求。退学关系到受教育权益，学校应让学生知道决定，并允许其提出申辩意见。把通知投进内部流转渠道，不足以代替对当事人的宣布和送达。法院还结合未办理注销学籍、户籍档案迁移等手续，评价校方决定的实际状态。[1]

裁判认定对随后补办学生证、持续注册及安排教学的行为，法院没有接受只是部分教师私下默许的解释。这些人员实施的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学校承担；补证和注册应视为学校改变原退学处理、恢复学籍。四年教学活动并非一串可以在毕业时突然抹去的偶然事件。[1]

分析解读程序在这里并不只是少盖了一个章。送达告诉当事人何时、因何失去身份；申辩让其有机会纠正事实或提出法律理由；真实执行则使组织行为保持可辨认的状态。缺少这些环节，学生可能持续付出时间与费用，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被告知早已不在名册之中。[1][2]

裁判认定证据审查中，两审理由也有区别。一审将校方诉讼中自行收集的部分材料，按当时行政诉讼法的取证限制排除。二审则指出，从教学档案调取的证据不属于该条禁止情形，但因无法证明是在退学决定作出时形成，仍不予认定。证据未被采用，不等于内容已被认定虚假，更不能把一审的全部理由当作二审结论。[2]

发毕业证，不等于法院授予学位

裁判认定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四日，海淀区法院作出判决：学校应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颁发本科毕业证，并履行上报毕业派遣手续的职责；六十日内组织有关院系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学士学位资格。其余诉讼请求被驳回。四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校方上诉，维持原判。[1]

分析解读毕业证与学位证在这份结果中并不对称。法院认为田永达到毕业条件，因此命令发给毕业证；学位涉及特定学术资格以及院系提名、委员会审核等法定步骤，法院要求学校启动并完成审查，没有替委员会直接表决，也没有把可能的审核结果预先写成授予。[1]

分析解读同样，胜诉不是全部请求获准。赔偿和道歉没有得到支持，上报毕业派遣也不等于法院安排了工作。本次核验未取得实际发证日期、委员会决定或执行档案，故不把判决期限当成已经履行的日期，更不替田永补写一段毕业之后顺利就业的人生。[1][2]

一份案例留下的程序语言

分析解读还应区别起诉所针对的行为与背景中的处分。田永是在毕业受阻后要求学校履行职责，法院为解决这一请求，必须判断旧退学决定及其后行为的效力。若把案件写成退学后立即提起的一场撤销诉讼，便会抹去两年持续学习、院系交涉和拒绝发证之间的关联。[1][2]

分析解读期限的起点同样重要。一审列出的三十日和六十日，均从判决生效计算，不从补考、毕业或一审宣判当天起算。二审维持使裁判结果确定下来，但报道中的判决日仍不能代替证书送达日。对学生来说，法律确认与实际获得文件相隔多久，必须另找履行证据才能回答。[1]

史料记载二〇一四年，最高人民法院将该案公布为指导案例第三十八号。后续学生管理制度也明确了处分前听取陈述申辩、决定送交本人等要求；二〇一七年规定进一步列明不利决定前的告知，以及重大处理决定的会议研究和合法性审查。这些是后来公布的规则，不是倒用来裁判一九九六年的条文。[1][4][5]

分析解读案件可以放在教育管理逐步程序化的进程中理解，却不能据此宣称所有改革都由一名学生的诉讼直接造成。申诉、复议、诉讼如何衔接，学术判断如何保留专业空间，仍是独立研究持续讨论的问题。一个案例提供了可引用的理由，并不自动使每所学校的实践一致。[3][4][5]

分析解读田永案最具体的价值，在于要求学校对自己已经作出的决定与行为负责。学生有违纪行为，不因此失去被依法对待的资格；大学拥有教育自主权，也不因此免于解释何以撤销一个人的学籍。纸条可以成为处分的起点，却不能替代从告知到救济的全部过程。[1]

案件时间线

1. 1994年9月 取得本科生学籍 田永入学北京科技大学。[1]
2. 1996年2月29日 补考夹带与处分 夹带被发现；学校随后作退学处理。[1]
3. 1996年9月 补办学生证 学校补证，此后持续注册和安排教学。[1]
4. 1998年6月 毕业受阻 校方以没有学籍为由拒绝发毕业证，学位资格未送审。[1]
5. 1999年2月14日 一审判决 分别命发毕业证、审核学位资格和上报派遣，驳回其他请求。[1]
6. 1999年4月26日 二审维持 北京一中院驳回校方上诉。[1]
7. 2014年12月25日 指导案例公布 最高法公布指导案例38号，不是重新裁判本案。[1]

案件程序

1. 1996年3月5日 校内退学处理 裁判 · 北京科技大学 依据第068号通知作退学处理，未直接宣布送达、未实际办理退学手续。[1]
2. 1999年2月14日 一审 审理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1998）海行初字第00142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结果如正文；学位仅命审核。[1]
3. 1999年4月26日 二审 上诉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
4. 履行材料缺口 后续程序 · 学校及相关执行机关，实际记录未取得 本次未取得实际发证、学位审核决定与执行记录，不推定已按期限完成。[1]

来源与资料

1. 指导案例38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最高人民法院 · 原始资料 · 发布：2014-12-25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官方基本案情、两审案号结果与裁判理由全文；是2014年整理公布的指导案例，不是两份判决原件。
2.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公报案例体例转载）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法制办公室 · 原始资料 · 发布：2017-12-24转载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诉辩、证据与程序叙述。转载非签章原件；校方复查日期6月5日与指导案例6月10日不同，正文仅写6月。审校另逐段核对两审对诉中补证排除理由之区别，不把教学档案调取一概视为禁止。
3. 湛中乐、靳澜涛：我国教育行政争议及其解决的回顾与前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 二手资料 · 发布：2020年，第1—18页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独立核读中英文摘要、教育行政争议特点、第三部分多元救济/正当程序/办学自主权，及第五部分机制衔接与司法界限段落；其改革建议和所引其他案件未视为本案裁判或现行统一规则。
4.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文本）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转载教育部规章 · 原始资料 · 发布：2005年规章；网页标2005-03-30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条文，特别是退学送交本人、毕业与学位及第五十六条陈述申辩；仅作后续制度背景。
5.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教育部规章 · 原始资料 · 发布：2017-02-04公布；2017-09-01施行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2017年规定及第五十五、五十六条检索全文，区分制度后续与1999年适用法。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