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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明等套牌车赔偿案：借出的车牌有没有责任
客车乘客在事故中死亡，肇事货车却套用了另一辆车的号牌。赵春明等家属追索赔偿时，法院须分清实际车主、登记车主、雇主与保险人，并判断没有亲自驾车、却明知并协助套牌的人是否也应负责。
编年依据：2010-08-05二审维持；保留候选年精度，具体程序日期列于正文。
事故之后，先要找到真正的车
史料记载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辆货车与同向行驶的客车在同三高速公路相撞，两车冲下路基，客车内一名乘客死亡。交警认定货车司机林则东负主要责任，客车司机周亚平负次要责任，乘客不负事故责任。死者家属赵春明等提起民事诉讼，追索丧葬、死亡赔偿及其他损失。本文不补写车速、天气和乘客的行程目的。[1]
史料记载这场诉讼很快遇到一个不能只看车牌解决的问题：肇事货车套用了另一辆货车的号牌。车管登记所对应的车辆并没有发生本案事故，其登记所有人是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实际所有人是卫德平；真正撞车的货车属于卫广辉，林则东是他雇用的司机。把两辆货车混为一辆，会同时错认车主、保险标的和责任来源。[1]
分析解读对家属来说，诉讼需要把道路上看得见的车牌，重新连接到实际控制车辆的人。车牌可以帮助识别车辆，却也可能被借用来制造错误识别。本案并不是一查登记便确定所有被告责任，而是继续追问谁在使用、谁在管理、谁从运营获益，以及登记车一方是否明知套牌并提供了帮助。[1]
十五次补牌留下的线索
史料记载车辆登记资料显示，被套用号牌的货车在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八年间，先后十五次以损坏或灭失为由申请补领号牌和行驶证。其中一份由卫广辉提出的补领行驶证申请上，有福山公司的签章。事故发生以后，福山公司还派人到交警部门处理有关事务。这些材料使法院的注意力不止停在“号码碰巧相同”上。[1]
指控或主张庭审中，卫广辉表示，卫德平知道套牌并收取套牌费；事故后，他又向卫德平借来登记货车的保险单用于处理事故，保单仍留在自己处。关于收取费用的这一段，最高法文本首先以卫广辉的陈述呈现，本文也保留其主张属性，不把它单独改写成已查明每次收费金额、次数和交款方式的事实。[1]
裁判认定法院综合相关材料，最终认定福山公司与卫德平明知他人套用自己的机动车号牌，不仅没有制止，还提供便利，行为属于把号牌出借他人使用。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车辆登记资料被陌生人盗用，就无条件承担他车造成的损失；决定责任的是对套牌的知情、容许和协助，而不是单纯登记身份。[1]
分析解读十五次补领本身也不等于每次都被法院认定为一次独立套牌违法。它是本案判断知情与便利的证据背景，不能据此推出还有十五辆肇事车或十五名受害人。用登记记录、申请签章和事后处理行为相互核对，比把一个异常数字当作全部事实，更能说明法院如何从车辆外观走向实际关系。[1]
客车一侧还有另一组关系
史料记载客车登记在朱荣明名下，却经过多次转手，事故时实际所有人已是驾驶人周亚平。裁判认定，朱荣明既不支配客车，也没有从其运营中获益，因此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登记没有及时变化，不意味着法院可以省去对车辆交付、控制和收益关系的审查。这里处理的是这辆客车的具体事实，不是说登记对任何交通案件都没有价值。[1]
史料记载周亚平受雇于上海腾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但事发时不是为该公司履行职务。法院据此没有让腾飞公司承担本案责任。同样是司机与雇主的关系，结论不同于货车一侧：林则东驾驶的是雇主卫广辉实际所有的肇事货车，而周亚平本次驾驶不属于履行受雇工作。不能看到“雇员”二字就把所有交通活动算到单位名下。[1]
分析解读这两组排除判断与号牌出借人的纳入判断，应当一起读。法院并非为了保证赔偿就尽可能增加责任人，也没有因被告未亲自驾车便一律免责。它对每一人检查的连接点不同：直接驾驶、车辆实际所有与雇用、明知协助套牌、是否仍控制车辆、是否在履行职务。责任名单由这些连接决定，而不是由被起诉人数决定。[1]
分析解读死者不负事故责任，同样不等于每位被诉的人都应赔偿。交警对驾驶行为的认定提供事故责任基础，法院仍须另行判断车主、单位和保险人的民事责任。事故认定与民事判决承担着不同任务，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对这些关系的逐项审查。[1]
两份保险为什么都没有覆盖这次损失
史料记载被套牌的登记货车在永安财产保险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承保的不是实际肇事货车，而且不知道其号牌被另一辆车套用，因此对本案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借来一份保险单，并不把实际肇事车辆变成被保险车辆；保险凭证的持有人与保险合同承保对象也不是同一个概念。[1]
史料记载客车则在人保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交强险，但死者是这辆客车内的乘客。法院据当时适用规则认定，该项损失不属于本车交强险所覆盖的第三者责任范围，因此人保公司在本案也不赔偿。这不等于乘客没有任何民事请求权，而是她的家属不能凭该车这份交强险，取得本案中主张的保险赔付。[1]
分析解读两家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不能互换。货车保险的问题是承保车辆与肇事车辆不同，且保险人不知套牌；客车保险的问题是受害人属于本车车内人员。若笼统说“套牌导致保险不赔”，就会遗漏客车一侧独立的法律问题，也容易让读者误以为事故中只要出现套牌，所有保险合同都当然失效。[1]
判决怎样安排连带责任
裁判认定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卫广辉、林则东赔偿三十九万六千八百六十三元，周亚平赔偿十七万零八十四元。赔偿项目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交通、误工、住宿、被扶养人生活费和律师费等。最高法摘要给出的是各组总额，不能据此虚构每个项目的单项计算。[1]
裁判认定在直接肇事者之间，法院认为双方行为共同造成车祸，虽然主次责任不同，货车司机及车主一方与客车司机一方对两项赔偿义务互负连带责任。这里主次份额回答各自应负多少，连带责任则涉及受害方可以向谁主张给付；两者并存，并不表示法庭忘记交警对主次责任的区分。[1]
裁判认定福山公司和卫德平的连带责任又有特定范围：他们对卫广辉、林则东一方应负的第一项赔偿义务连带负责。判决没有把他们简单列成与所有驾驶人承担完全相同范围的责任人。因此，复述结果时必须保留主文的层次，不能只说“所有被告共同赔偿”，更不能把已经获判免责的单位与保险公司重新算入其中。[1]
裁判认定卫德平不服提出上诉。二〇一〇年八月五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以二审年份作为编年，不以二〇〇八年事故年或二〇一三年发布指导案例年替代。上诉属于同一侵权责任链条，并没有产生第二次事故或新增一宗独立损害。[1]
出借的不是一块无关紧要的铁牌
裁判认定生效裁判解释，出借号牌可能纵容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以套牌方式进入道路，增加交通危险，危及公共安全。号牌出借人虽然没有直接驾驶碰撞车辆，仍对这种风险的形成存在过错，应对套牌车一侧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这里说明的是法院评价出借行为的风险理由，不是另作技术鉴定确认本案车辆每一项部件都不合格。[1]
史料记载判决之后，二〇一二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套牌车造成属于该车一方责任的损害，由套牌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被套牌车一方同意套牌的，承担连带责任。同一解释也区分了挂靠经营和车辆多次转让等问题。这些后来规范可与本案的关系识别相对照，但不是二〇一〇年法院预先适用的条文。[2]
史料记载泌阳县法院后来在普法问答中明确提醒，若他人未经同意套用车牌，被套牌车主并不因此当然负连带责任；若同意套牌，则可能与实际使用方一起负责。这一说明有助于保留本案规则的边界：法律追究的是容许、帮助违法使用的过错，不是让毫不知情的车主为车牌号码遭冒用承担无限风险。[3]
分析解读官方材料未披露最终付款、执行回款或家属此后的生活，本文不把判赔数字写成实际到账。可以确认的是，法院沿着一枚被借用的号牌，识别出肇事车辆以外仍有过错的人，又逐一排除没有相应连接的主体。对受害者家属而言，赔偿之诉不能只问谁握方向盘；对被告而言，责任也必须止于能够证明的行为和范围。[1]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来源与资料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只保留理解案件所需当事人身份，不公开号码、详细住址及无关亲属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