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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虎诉腾讯：用户被要求二选一之后的反垄断诉讼
用户曾被要求在即时通信与安全软件之间选择。奇虎的反垄断诉讼最终败诉，但法院没有否认用户的不便，而是追问免费服务怎样划定市场、高份额怎样转化为支配力，以及哪些证据能证明竞争遭到排除。
编年依据：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10月16日公开宣判另列时间线。
两个软件之间的选择
史料记载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腾讯发布致用户的公开信，在安装三六〇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即时通信软件。对用户而言，竞争不再只是企业之间争夺市场，而是已经装在同一台电脑上的两种工具突然不能一起使用。此前十月二十九日，奇虎等公司发布扣扣保镖；十一月四日，奇虎宣布召回该软件，三六〇安全中心又宣布双方软件已经恢复兼容，说明中的背景是有关部门介入。[1]
指控或主张奇虎随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腾讯科技及腾讯计算机公司列为被告。它主张两公司控制即时通信市场，要求用户停止使用竞争者软件，否则拒绝服务；阻止部分用户访问网络空间，也构成限制交易。另一项指控涉及软件捆绑：腾讯将软件管理工具与即时通信软件一起安装，再通过升级安排加入安全软件。奇虎请求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连带赔偿一亿五千万元。[1]
史料记载指导案例还记载，二〇一〇年九月即时通信软件与软件管理工具打包安装时，没有提示用户将同时安装后者；同月二十一日，腾讯公告软件管理与医生工具将自动升级为电脑管家。这是搭售争议的具体产品安排，与十一月的不兼容行为不是同一个技术动作。[1]
分析解读这宗诉讼不是请法院判定哪款软件更好，也不是用户针对服务中断提出的个别赔偿请求。原告是竞争企业，所选择的诉因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令人不便的产品安排与反垄断法上的违法之间，还需要市场力量和竞争效果的证据连接。将用户遭遇直接等同于垄断成立，会略过本案真正受到审查的问题。[1]
从一审败诉到最高法院
裁判认定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广东高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奇虎的诉讼请求。奇虎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的一审案号为二〇一一年度粤高法民三初字第二号，二审为二〇一三年度民三终字第四号；案号年份、行为发生年份与判决年份并不相同。[1]
史料记载最高法院的公开宣判发生在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法院网站次日的报道记载，审判长说明争议焦点并宣布结果，媒体、当事人代表和公众旁听。这一日期与指导案例所列十月八日并不矛盾：前者对应公开宣判，后者对应判决作出。不能因新闻集中出现在十六日，就将原判文书的日期改写。[2]
裁判认定生效裁判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如何划定竞争发生的市场，腾讯是否具有支配地位，被诉限制交易和搭售是否构成禁止的滥用。法院并非只凭一句互联网变化快便结束审理，而是分别讨论免费服务的测试方法、地域范围、平台之间的竞争、市场份额和行为效果。奇虎最终没有获得赔偿，不意味着它提出的全部经济问题都未被分析。[1]
免费服务怎样划市场
裁判认定法院首先解释，相关市场是识别竞争约束的工具，而不是诉讼必须完成的形式仪式。通常需要界定市场，因为不同范围会影响份额和市场力量的判断；但若存在能够直接说明排除竞争的证据，也不必每次都给市场画出绝对清晰的边界。对于一审未作完全明确界定的上诉意见，法院认为其已分析边界的可能性，不能据此认定基本事实未查清。[1]
裁判认定在收费商品上，可以假设某个经营者小幅而持续地涨价，观察用户是否转向别的商品。但即时通信的基础服务免费，零价格按比例增加仍然是零；从免费改为收取很小费用，又可能意味着商业模式发生根本变化。法院认为，把大量因此离开的用户都当作替代关系的证明，会把本不互相替代的服务也装进同一市场，造成范围过宽。[1]
裁判认定法院因此采用质量下降的分析思路：不只问涨价后用户去哪里，还问服务质量降低后会受到怎样的替代压力。由于质量变化及数据不易量化，本案可以作定性考察。这里的免费并未使服务退出法律保护，而是要求更换识别竞争的工具；服务体验、创新和质量同样可以形成竞争约束，不能仅寻找一张收费价目表。[1]
裁判认定腾讯强调互联网竞争是平台竞争，相关范围远超即时通信。法院没有完全否定这一现象，但区分了广告主与免费用户的需求。广告主可能主要比较投放价格和效果，用户却不会把用途完全不同的服务都当作替代品。寻找资料的人与需要即时交谈的人，即使都贡献注意力，其所需要的核心功能仍有差异，平台概念不能抹平这些差异。[1]
裁判认定地域范围也不能因为网络可以覆盖全球就自然扩大到全球。法院考虑境内用户的实际选择、经营许可要求、境外经营者已经进入的情况，以及新的境外经营者能否及时形成足够约束。综合这些因素，市场被确定为中国大陆即时通信服务市场，同时包括电脑端和移动端，也包括综合以及文字、音频、视频等非综合性即时通信服务。[1]
裁判认定在平台问题上，法院把分析阶段也作了区分：不在相关市场界定时主要采用平台竞争，并不表示在判断市场控制力时也忽视它。广告、用户与后续服务之间的联系，仍可用于衡量经营者受到的约束。这样处理避免了两个极端，既不将全部互联网业务一概算成同一市场，也不把不同服务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排除在考察之外。[1]
份额与支配并非同义
裁判认定市场画定之后，份额只是继续分析的起点。法院指出，高份额持续存在通常可能提示支配地位，但若进入较容易，份额来自效率或较好产品，或者市场外产品带来明显约束，就不能由一个占比直接得出结论。互联网竞争具有动态性，市场边界也更不清晰，因而还要检查经营者能否实际控制交易条件，以及竞争者能否进入。[1]
裁判认定法院据此考察市场份额、竞争状况、控制价格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财力与技术、交易依赖程度及进入难易等因素。结论采用了证据不足的表达：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支持腾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个判断限定在本案所涉行为、市场和证据上，既不是宣布腾讯永远不可能支配市场，也不是取消反垄断法中份额的证明作用。[1]
裁判认定裁判还说明，即使支配地位不够明确，也可以进一步观察行为对竞争的影响，以检验市场力量判断。原则上没有支配地位便无须继续讨论滥用，但面对边界模糊的市场，机械遵循先划市场、再认定支配、最后审查行为的顺序，未必有助于识别实际竞争。这使行为效果不仅是最后一道问题，也成为前面判断的证据。[1]
不便与排除竞争之间
裁判认定对于要求用户二选一的产品不兼容行为，法院承认它给用户造成不便，但认为未产生明显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因而不构成本案所主张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结果同时被用于佐证市场支配地位未获证明。法院并未把不便否认掉，而是认为在本案诉因下，不便尚不足以完成竞争损害的证明。[1]
指控或主张对于搭售，奇虎认为捆绑工具、借升级安装安全软件违反交易惯例、消费习惯和功能需要，限制选择而没有正当理由，并质疑一审对排除竞争效果的举证分配。生效裁判没有支持这一上诉理由。指导案例保留了争论及结论，但不应把原告对举证责任的批评写成法院已经承认存在错误。[1]
分析解读本案特别容易被压缩成两句相反口号：用户被迫选择，所以垄断必然成立；企业赢了官司，所以二选一当然合法。两者都超出裁判。法院审查的是特定经营者在特定市场中的特定行为，证据不足以满足该项反垄断请求，不能自动回答消费者合同、其他竞争行为或者后来不同市场条件下的法律问题。[1]
判决留下的尺度
史料记载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本案被最高法院作为指导案例第七十八号发布，提炼市场界定、免费服务测试、地域市场与市场份额等要点。指导案例发布并非一次新的上诉或改判；本文仍以二〇一四年的终审为编年节点，将后来形成的案例指导与原诉讼结果区分。[1]
分析解读公开材料能确认奇虎的请求被驳回，也能读到法院对市场工具和竞争效果的系统解释；但这些材料不提供每名用户损失的计算，更不等于对双方所有商业争议作统一裁判。本篇不把其他不正当竞争诉讼并入赔偿结局，也不将此案写成平台行为的永久免责证书。它留下的是怎样从生活中明显的不便走向可检验的竞争判断，而不是以输赢代替问题本身。[1][2]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来源与资料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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