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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兰案：学校外包了游泳课，也外包了责任吗
一名小学生在学校安排的游泳课上受伤，课程却由外部承包者执行。最高法院要回答的不是外包是否合法，而是学校交出教学工作时，能否同时交掉对儿童的照护责任。两年后的实体审判和分担裁判，才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具体责任。
编年依据：本条编年采用2013年10月23日裁判节点；事故与后续程序另列时间线。
一堂交给外部人员的课
史料记载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一名十岁学生在学校安排的游泳课上发生溺水事故，经抢救存活，但遭受严重脑损伤。课程在正常上课时间举行，属于学校体育教学安排。孩子由班级教师带往泳池，再分组接受教学。本文省略学校名称及家庭成员身份，以保留理解责任关系所需事实，而不再次拼接受伤儿童的生活资料。[1]
指控或主张负责这一组的游泳教师和在场救生员都不是教育当局的雇员。当地教育当局与经营游泳教学业务的独立承包者订约，由后者安排人员提供课程。学生主张两人在教学和看护中疏忽，导致伤害。以二〇一三年最高法院审理时点而言，这些过失主张尚未经过实体事实审判，不能因为事故严重便直接当作已经查明。[1]
分析解读外包安排使一个通常不为学生决定的问题成为诉讼中心：如果教师由学校直接雇用，学校可能因雇员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同一教学工作改由真正独立的承包者执行，传统替代责任规则却未必适用。孩子仍在上学校安排的课，但法律上的责任路径可能因后台合同不同而变化。[1]
先被删去的一项请求
裁判认定学生的诉状提出，教育当局负有不可转委托的注意义务，因而应为课程执行人员的过失负责。高等法院先将这一主张剔除，理由是所述事实不足以产生这种义务；上诉法院多数意见维持，另有法官持异议。案件到达最高法院时，处理的是这条请求能否继续，而不是赔偿已经确定多少。[1]
裁判认定萨姆普申勋爵一开始便批评这种诉讼安排：诉状并不令人满意，事实尚无认定，几乎一切仍有争议；还有不依赖此项义务的其他请求。因此，单独解决这一法律问题，无论哪方胜诉，都不能终结案件。围绕它上诉已经耗去两年多，实体审判本可在此期间进行，最终仍须回高等法院查明事实。[1]
裁判认定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一致准许学生上诉，撤销剔除该请求的命令。法院确认，按当时诉状陈述及承认的有限事实，教育当局承担的义务能够延伸到承包者实施的教学和监督。但它使用的仍是条件判断：若执行者疏忽，并因此造成伤害，教育当局才违反该项义务。[1]
委托工作，不等于转移自己的责任
裁判认定判决把不可转委托义务与替代责任分开。替代责任可能使一个人因他人侵权而承担责任，即使他自己未违反相关义务；本案讨论的却是教育当局自己对学生负有什么义务。如果其义务包括确保受委托的教学得到合理谨慎执行，那么别人执行失当，构成的仍是当局自身义务没有履行。[1]
裁判认定这里的不可转委托并不是禁止学校聘请外部专家。工作本身往往可以、甚至必须交给具有专业能力的人。不能交掉的是法律责任：当学校已经承担照护学生并组织教学的职责，不能仅以自己谨慎挑选过承包者，便证明全部义务已经完成。履行方式可以变化，承担者与学生之间原有的照护关系仍在。[1]
裁判认定法院也没有把游泳定性为特殊超危险作业。它承认游泳有风险、需要预防，但认为可以用普通合理注意标准分析。真正相关的是另一类情况：事故发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使被告须积极保护原告的关系。责任不是单凭风险高低产生，也不是每次外包都自动触发。[1]
五项特征把例外限定下来
裁判认定判决列出的第一项特征，是原告因儿童、患者等处境而特别脆弱，或依赖被告保护其免受伤害。第二项是事故以前已经有照护、监管或保管关系，能据此认定被告承担积极保护义务，而不只是避免自己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在学校关系中，儿童必须服从的管理和监督尤其明显。[1]
裁判认定第三项是原告无法控制被告究竟亲自履行、让雇员履行还是交给第三人。第四项是被告委托的职能构成其原有积极义务的组成部分，第三人为了履行该职能而接手对原告的照护和控制。第五项要求疏忽发生在这项被委托的职能中，而不是承包者偶然实施的、与它无关的行为。[1]
裁判认定这些条件落实到本案，关键在于学校承诺提供的教育包括游泳教学和监督，课堂只是移到了学校选择的泳池。地点不在校内，不会自动切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学校把教学及相伴的控制交给承包者，涉嫌疏忽的也正是这项教学和看护，而非另一项无关业务。[1]
裁判认定法院反对把能否控制事故场所当作决定性门槛。教育当局可能不拥有泳池，也不能全面指挥承包者的经营；真正要辨认的是，为完成学校已经承担的教学任务，它是否把对儿童的照护交了出去。否则，正因为外包而失去场地控制，反倒会成为免除外包责任的理由。[1]
公共经费与学生保护
裁判认定教育当局面临的财政负担不能被忽视。判决明确要求，对学校施加这种义务仍须公平、正当和合理；但认为上述限制已经排除无限责任。学校只是替学生安排某项服务，与学校自己承诺提供教学后请人代为执行，不是同一回事；没有交出儿童照护职能的场馆经营者，也不能不加区分地纳入。[1]
裁判认定萨姆普申还指出，以前许多如今外包的教学和监督事务由学校雇员完成，本来就可能产生替代责任。因而在较长历史尺度上，有限的不可转委托义务并不一定意味着全新的无限赔偿风险。它回应的是工作组织方式改变后，儿童保护不应仅因承包形式而出现缺口。[1]
裁判认定黑尔女勋爵用三名虚构学生作比较：一人就读收费学校，一人所在公立学校自己雇游泳教师，另一人由外部机构授课。她们同样需要监督，同样不能决定授课合同，却可能分别落入合同责任、替代责任和责任空白。这个例子是法官解释法律的假设，不是本案另外三名受害者的经历。[1]
裁判认定黑尔强调普通法可以发展，但须依既有类别和原则谨慎推进，不能只因同情个案就无限扩张。她赞同承认这项义务，是因为学校控制儿童、承担教学、而儿童无法选择执行方式这些共同事实，与先前保护性义务具有可说明的联系，不是因为公共机构只要有钱就应负责。[1]
两年后，原则才遇上事实裁判
裁判认定赔偿路径还受实际诉讼选择影响。后续裁判记载，学生在开庭前不久终止了对经营游泳服务者的请求，也未向那名无相关保险的游泳教师索赔；救生员则有专业协会保险。这些安排并不等于未被继续追诉的人没有过失，也不能把保险存在本身当成侵权责任的法律根据。[2]
分析解读教育当局的追偿另按一九七八年民事责任分担法处理。法官并未把自己对外承担的不可转委托义务，直接换算成对内可以百分之百获偿的权利。对学生应负责，以及责任人之间怎样分配负担，属于两层问题。这样的程序区分使受害者的请求不必等待所有内部争执解决，同时保留责任人之间另行分担的空间。[2]
裁判认定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的分担判决记载，法官已在二月十三日对实体请求作出裁判，认定游泳教师和救生员存在过失。依最高法院此前确立的原则，教育当局因此违反其不可转委托义务。至此，原先仅是诉状中的条件命题才有了后续事实裁判支持；不能把二〇一三年的上诉胜诉提前写成这一认定。[2]
裁判认定后续争议转向责任人之间怎样分担。教育当局向救生员要求百分之百补偿，或至少承担一半。法官拒绝仅因救生员背后有保险，就把教育当局对学生承担的个人责任全部转给她。裁判要求比较行为过错程度及其对损害的因果贡献，而不是只寻找一个有偿付能力的被告。[2]
裁判认定在这项比较中，法官认为负责该组的游泳教师负主要责任：她安排入水、布置任务并应持续监督，却严重低估学生在水中的时间。救生员负责整个泳池，所在位置和需关注的其他泳者不同，但也未达到合理注意标准。法院最后命令救生员分担教育当局对学生所负损害赔偿及诉讼费用的三分之一。[2]
分析解读三分之一是被告之间的分担比例，不是把受伤学生的损失打折，也不是本篇已经查得的赔偿总额。现有裁判能确认责任基础和分担安排，不能据此补写实际付款时间或当事人此后的生活。学校能够购买专业教学服务，却不能让学生承担它选择哪种合同模式所带来的保护空白。[1][2]
案件时间线
案件程序
- 2000年7月5日 游泳课事故 其他程序 · 学校课程及受委托教学人员 学生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中受伤；最高法院阶段的具体过失尚待事实审理。[1]
- 请求被剔除 审理 · 高等法院、上诉法院 高等法院剔除不可转委托义务主张，上诉法院多数维持。[1]
- 2013年10月23日 最高法院允许继续主张 上诉 · 英国最高法院 准许上诉并撤销剔除命令，将案件留待实体事实审判。[1]
- 2015年2月13日 实体责任认定 审理 ·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 后续分担判决确认此日已认定游泳教师和救生员存在过失。[2]
- 2015年4月1日 分担裁判 裁判 ·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 救生员分担教育当局损害赔偿与费用责任的三分之一。[2]
来源与资料
资料截止日：2026-10-24。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受伤者事发时未成年；正文不展示全名、家属身份、学校名称及详细医疗生活资料，只保留严重伤害这一必要法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