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归谁，谁又能发出许可

裁判认定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瑞典最高法院判决吉里亚斯萨米共同体可以在争议区域自行授予小型猎物狩猎和捕鱼权，无须取得国家同意；国家不得再授予这些权利。听起来像是一场土地争夺，法院却专门划清边界：它没有决定这片土地究竟由谁所有。土地所有权与允许别人利用其资源的权能，并不必然在同一只手里。[1][2]

史料记载吉里亚斯的成员在瑞典北部北博滕地区经营驯鹿放牧。本案区域位于特定“耕作界线”以西，延伸至挪威边界，属于其使用范围的一部分。“sameby”虽常直译成萨米村，法律上却是组织成员共同放牧、代表相关利益的共同体，并不等于一座聚居村落，更不是所有萨米人的统一代表。[1]

指控或主张国家在一九五六年取得有关地产的登记，并据所有者身份主张有权管理狩猎和捕鱼许可。共同体则主张，成员祖辈长期使用形成了独立权利，不能仅因国家登记土地就消失。双方争的是权利的来源和范围，不是要法院评判哪个民族更适合生活在北方，也不是将族群身份本身当作不需证据的产权证明。[1]

会捕鱼，不等于有权让别人捕鱼

史料记载二〇〇九年，共同体向国家提起诉讼。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耶利瓦勒地区法院支持其请求。国家上诉后，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北诺尔兰上诉法院承认共同体相对于国家具有较优权利，国家不能单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发放许可，却没有支持共同体无需国家同意便可自行授予的请求。双方因此继续上诉。[1][4]

裁判认定最高法院把问题进一步收窄：本案主要处理授予他人狩猎和捕鱼权的权限，而非逐一裁决每个人亲自狩猎或捕鱼的资格。请求又只针对国家，判决的既判力也只及于国家；其他人的权利关系并不因为没有在本案中出庭，就被一并消灭。这些限制，使“独占”不能被简化成整片山地只准一个群体进入。[1]

史料记载依《驯鹿业法》的通常安排，共同体成员可以在一定区域狩猎和捕鱼，但共同体及其成员不得将相关权利授予别人，许可一般由省行政机关办理。于是，一个人可以靠捕鱼生活，却未必能够决定谁来一起捕鱼。法院必须回答，这一行政制度是否已经穷尽历史形成的权利，还是在它之外仍有值得承认的法律来源。[1][2]

裁判认定多数意见没有直接从现行法中读出共同体的授予权。它研究一八八六年以来的立法及准备材料，认为相关法条建立在管理权基本属于国家的认识上；因此，不能仅凭法条本身就推出原告必胜。但立法者当年怎样理解权利，与特定地方历史上实际上形成了什么权利，是两个可以继续区分的问题。[1]

旧档案里的空白，不能全部算作使用者的失败

裁判认定第二条路径是瑞典法上的“自古占有”，即长期、稳定、被尊重的使用可能形成权利。这个古老制度已经废止作为新权利取得方式，但早先依它形成的权利仍被保存。吉里亚斯案不是让任何人从今天开始占用土地，等足够久就自动得到所有权，而是在追问旧制度下已经发生、且没有消灭的法律事实。[1]

裁判认定传统标准多从耕地和固定居住经验出发，要求连续使用、一定强度及可辨认的区域。若机械套在季节迁徙、轮换放牧和随行狩猎上，北方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先在证据规则里被排除。法院因此强调，广阔土地上的较分散利用也可能成立，关键是是否具有反复使用的规律，而非有没有把每一处都耕作成固定田块。[1]

裁判认定共同体仍须证明权利最初如何形成；一旦证明，国家则负担使既有权利消灭的相关事实证明责任。法院没有把整个举证责任简单倒置，却降低了某些不切实际的证明要求：不必说出几百年前每一位具体使用者的姓名，也不必逐代提供一份没有断点的权利转移文件。[1]

裁判认定最重要的提醒来自档案本身。现存早期资料主要由法院和行政机关书写，萨米习惯可能没有被记录，或遭到不完整、错误的描述；国家机关还可能因为财政等利益，把模糊状态解释成有利于国家的权利。法院要求谨慎阅读，不把行政文件的存在自动等同于其中判断的正确，也不把没有文件自动理解为没有权利。[1]

裁判认定相关区域的直接历史资料相当有限，法院允许根据邻近时期及其他地区可靠材料作合理推断，但同时要求检查差异：森林地区的习惯不当然适用于山地，不同萨米群体也不能相互替代。判决承认研究者之间仍有分歧。这里的证据调整，是让诉讼具有真实可能性，而不是让一个浪漫、同质的“古老民族”形象取代具体考证。[1]

裁判认定国际原住民权利原则在解释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本案并非直接依据某份国际宣言授予土地。法院注明，瑞典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一六九号公约，同时认为其中尊重原住民习惯的相关要求反映一般国际法原则。最后确定权利的主要工具，仍是国内法关于长期使用及历史权利的规则。[1]

国家后来接管，并不自动证明原有权利消失

裁判认定综合材料与允许的历史推断，法院认为，至少到十八世纪中叶，当地萨米使用者已经形成相对于王室独立、排他的狩猎和捕鱼控制权，其中包括授予他人利用的权限。旧记录中关于继承、转让及排除侵入的材料，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支持。判决没有给这项权利虚构一个精确诞生日，也没有声称所有北方地区都经历同样过程。[1]

裁判认定此后国家力量扩张，地方行政机关逐渐把相关土地视为王室土地，原有使用者的实际地位受到削弱。不过，法院要求国家证明明确而最终的放弃、立法消灭或征收，才能认定既有权利已经终止。行政机关越来越习惯替别人作决定，与法律上已经合法取得那项权利，不是同一件事。[1]

裁判认定一八八六年及后续法律重新组织放牧者，最终形成今日共同体的法律结构。法院认为，历史上个人持有的相关权利转由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其中对外授予的权限应由代表共同利益的组织行使，而非任一成员独自处置。这是本案的制度承接判断，不能直接回答不属于这些组织的其他萨米人全部享有哪些权利。[1]

裁判认定还有一项关键的程序限定：国家表示，如果法院认定这种独立历史权利已经成立，它不再援引《驯鹿业法》第三十一至三十四条阻止原告请求。法院将这一表态视为具有拘束力的诉讼行为。因此，本案无需进一步全面决定这些法条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如何适用，更没有把整套法律一笔废除。[1]

裁判认定五名法官一致支持胜诉及历史权利路径。两名法官另认为，解释《驯鹿业法》并结合国家不再援引禁止条款的诉讼立场，已经足以支持请求。他们指出旧制度贬低共同体决策能力所引出的歧视疑问，但同样没有最终裁定这些条款构成歧视。因此，不宜概括成“五人一致认定法律歧视”。[1][2]

分析解读主文同时要求国家承担最高法院阶段的诉讼费用。这不是对几个世纪土地使用损失作出总额赔偿，更不能从判付费用推断钱已到账。法院确认的法律权限、费用负担和可能另行发生的损害赔偿，各有不同对象；如果把它们合为一项“全面归还与赔偿”，胜诉故事反而会失去精确性。[1]

一个共同体的判决，不会自动完成全国改革

史料记载前最高法院法官贝蒂尔·本特松在二〇二五年的独立评论中，比较吉里亚斯案与一九八一年税山案：旧案的所有权问题，不能与使用及授予权混同。本文采用这一法律区别，不采用其对政府动机的推测；他曾参与旧案，后来评论也不具有新判决的效力。[3]

史料记载判决的实际影响可以从行政文件看到。北博滕省二〇二六年Kiruna钓鱼许可附图，仍明确标示该许可不适用于吉里亚斯区域。这证明一般行政许可的范围发生了可见变化，却不能据此推测共同体现行售价、所有申请资格，或断言当地从此不再向任何外来者提供机会。[7]

史料记载全国规则则走得更慢。政府于二〇二一年设立相关调查委员会，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关于放牧土地狩猎捕鱼的阶段报告，研究其他区域是否存在类似历史权利，并提出临时制度建议。二〇二六年一月的议会委员会报告记载，政府已于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结束该委员会工作，另拟新调查。调查报告、政治承诺与生效法律必须分开。[5][6]

史料记载二〇二六年三月的政府报告还记载，司法总监已于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其他共同体与国家的在审诉讼中改变立场，重新援引第三十一至三十四条请求驳回。这是国家的新诉讼主张，不是法院已经支持，也没有撤销吉里亚斯案；它提醒读者，本案的程序让步不能被假定会在后来每案重现。[8]

分析解读截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本文核读材料支持的是有当事人和地域边界的胜诉，而非全国制度问题已获解决。它没有把所有山水判给所有萨米人，却要求国家认真回答：当生活早于文件而存在时，档案里较响亮的国家声音，能否独自决定谁拥有说话的资格？[1][5][6][8]

案件时间线

1. 历史权利形成的裁判判断 法院概括判断：相关权利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已形成。这不是精确创设日期，故不填人为排序年份。[1]
2. 2009年 起诉 共同体诉国家，请求确认相关授予权。[1]
3. 2016年2月3日 一审支持请求 地区法院支持共同体。[4]
4. 2018年1月23日 上诉部分改变 确认较优权利，但未承认无需国家同意即可授予。[1]
5. 2020年1月23日 最高法院判决 共同体可自行授予小型猎物狩猎、捕鱼权，国家不得授予。[1]
6. 2023年8月31日 阶段调查报告发布 政策及立法建议，不是法律生效。[5]
7. 2024年12月19日 旧委员会停止 政府决定结束调查委员会工作。[6]
8. 2025年11月12日 其他在审案件中的国家立场改变 政府后来的报告记载，司法总监重新援引第31—34条请求驳回其他共同体诉求；不等于法院支持或撤销本案。[8]
9. 2026年1月29日 后续议会报告 记录旧委员会结束和筹备新调查；未据此宣称修法完成。[6]

案件程序

1. 2009年 民事确认之诉 审理 · 耶利瓦勒地区法院 请求确认共同体相对国家的狩猎捕鱼授予权。[1]
2. 2016年2月3日 一审判决 裁判 · 耶利瓦勒地区法院 支持共同体请求。[4]
3. 2018年1月23日 上诉判决 上诉 · 上北诺尔兰上诉法院 对无需国家同意即可授予的请求未予支持。[1]
4. 2020年1月23日 终审确认 裁判 · 瑞典最高法院 无需国家同意即可授予，国家不得授予；不审理土地所有权。[1]
5. 2023年8月31日 制度调查 后续程序 · 瑞典Renmarkskommittén及政府 更广区域的历史权利及立法建议，非本案再审。[5]

来源与资料

1. 瑞典最高法院T 853-18，Girjas判决及不同理由意见瑞典最高法院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0-01-23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独立实际全文核读官方92页PDF：主判决第1—71页含全部229段及主文；两名法官不同理由附件第1—21页全部第98—166段。核对程序、成文法历史、证据规则、历史权利、诉讼让步及费用；URL目录2019不等于判决年份。未声称取得底层全部历史原卷。
2. The Girjas case – press release瑞典最高法院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0-01-23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阅读全文，与瑞典语主文对照；明确权利相对于国家、不是土地所有权，并区分五名法官结果一致与两名理由不同。
3. Bertil Bengtsson：Skattefjälls判决对当前法律状况的影响Svensk Juristtidning · 二手资料 · 发布：2025，页1002—1005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独立法律评论。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并参与1981年旧案，不是Girjas案判决理由作者；其对政府动机的推测不作为事实采用。
4. 瑞典司法总监2016年度报告，第7.2节Justitiekanslern · 原始资料 · 发布：2016年度报告（提交日未核定）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独立实际核读第23页第7.2节诉讼记录，确认一审2016-02-03、国家上诉及许可上诉；年度和页眉2016-12-31不是裁判或已核提交日。扫描签署页图像本次未取得，不保留原稿“次年提交”的未经核定说法。
5. Jakt och fiske i renbetesland，SOU 2023:46官方发布说明瑞典政府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3-08-31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独立实际核读正式发布页全部任务范围和立法链：发布2023-08-31，任务及延期分别记载；未通读整份报告。议会委员会写六月提交，与政府2026年报告明确记载8月31日提交不同，本文仅用确证的正式发布日。
6. 议会宪法委员会报告2025/26:KU22：少数群体问题瑞典议会宪法委员会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6-01-29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核读萨米土地权、Renmarkskommittén及委员会结论；确认2024-12-19停止旧委员会工作与筹备新调查的记载，不把委员会建议当成议会已制定新法。
7. 2026年Kiruna钓鱼许可附图及规则北博滕省行政委员会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6年度规则，未标具体发布日期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实际核读两页PDF文字及Girjas不适用Kiruna许可的标注；不据此推测Girjas自身现行售价、资格或全部边界。
8. 瑞典政府向议会报告2025/26:75，第357页关于狩猎权与后续诉讼瑞典政府 · 原始资料 · 发布：2026-03-12（报告署日） · 查阅：2026-10-23来源核验：独立实际阅读481页PDF的第1页日期/范围和第356—357页双重狩猎权条目，特别第357页：委员会2024-12-19终止；司法总监2025-11-12在其他在审案件中改援31—34条请求驳回。这是诉讼立场而非新裁判；未读全481页，也未取得该意见原件及各后续案完整卷宗。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