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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vo骑手案:自由接单是否足以排除雇佣关系
配送员自带摩托车,可以选择时段、退回订单,是否就必然独立经营?西班牙最高法院从评分、定价、定位与平台资产判断实际控制,确认劳动关系。可是,他的解雇等请求并未一并胜诉;后来的骑手法与公司转制,也各有自己的时间线。
编年依据:采用本案主要裁判日;同案审级、执行与后续制度变化在文内区分。
摩托车属于谁,工作就属于谁吗
史料记载公开判决把这名配送员称为德西德里奥,这是司法文本中的匿名姓名。二〇一五年,他与Glovo签订专业服务合同,以自雇身份接单,并自行缴纳相应社会保险。工作所用的摩托车和手机属于他,使用费用也由他承担;这些看得见的物品,后来成为判断是否独立经营的重要证据。[1]
史料记载二〇一六年,他告知公司,超过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Glovo,双方于是采用经济依赖型自雇者合同,即TRADE。这是西班牙自雇制度内的一种法律身份,不等于劳动合同,也不是英国worker中间类别的另一个名称。经济上主要依赖一家客户,只是问题的起点。[1]
史料记载每天的工作通过应用安排。他先选择时段,再以自动或手动方式接受订单,完成取货、购买或送达。报酬按订单计算,并有里程、等待等项目;发票形式上由他向公司开出,实际文本却由平台制作后交他确认。纸面的经营者外观与实际组织方式,并不完全重合。[1]
指控或主张二〇一七年一次因病暂停活动后,他认为平台已经以不再安排工作等方式将他解雇,随后还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及针对明确终止的请求。健康原因只在理解争议时作最低限度交代,不需要复制私人邮件、症状或完整收入账目。是否存在解雇,不能仅凭劳动者的指称就当作事实。[1]
相似工作,法院曾给出不同答案
史料记载马德里第三十九社会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驳回合并审理的各项请求,马德里高等司法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维持不利结果。原审强调选择时段、拒绝订单、自有工具及不受排他约束等因素,认为双方关系可以归入自雇,而不是普通劳动合同。[1]
史料记载同时,其他地区法院对同一平台的相似配送安排得出相反结论。劳动者因此提出统一裁判见解的特别上诉,并以阿斯图里亚斯的一项裁判作对照。这条程序要求比较实质相近的事实、请求与法律问题,并不是只要社会上存在不同看法,最高法院就可以无条件重审所有争议。[1][2]
指控或主张公司除维护合同分类外,还请求向欧盟法院提出先决问题,涉及自由提供服务、企业自由与劳动者概念。西班牙最高法院认为,本案真正需要查明的是实际从属性,既有欧盟判例并没有让表面独立却受控制的劳动当然排除在外,因而没有必要另行提请解释。[1]
史料记载最高法院社会审判庭全体会议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进行表决,判决日期则是九月二十五日,编号八〇五/二〇二〇。表决日与正式判决日需要分开记载。本文采用正式判日,也不把九月二十三日写成另一宗独立案件。[1]
从属性可以没有办公室
裁判认定法院依据《劳动者法》第一个条文,考察自愿、有报酬、为他人利益提供服务,以及进入他人组织指挥范围等特征。现代劳动的从属性不必表现为主管站在身后逐项发令,也不要求固定办公地点。数字技术改变控制的方法,不意味着劳动法只能识别过去工厂里的控制。[1]
裁判认定选择时段与拒单确实存在,法院没有把不利于劳动关系的事实删掉。原审甚至查明,当事人曾多次退回已经接受的订单而未受直接处罚。但平台同时使用评分决定获得订单的优先程度,因此“某次拒单没有扣分”和“整体上完全自主经营”不是同一个命题。[1]
裁判认定评分取决于顾客评价、近期配送效率以及在需求旺盛时段提供服务等因素。高分者获得更好的接单机会,未按预留时段上线又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在按件取得收入、没有最低订单保证的结构里,这种安排能够引导配送员争取高需求时段,而无需写出一张传统排班表。[1]
裁判认定定位系统使公司能够在服务过程中了解位置与进度;平台还规定服务期限、交付方式及与用户接触的要求。合同列举多种可由公司终止关系的违约行为,其中部分与劳动纪律规则近似。法院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识别到组织和管理权,而不是认定任何使用定位软件的人都是雇员。[1]
关键生产资料不只是一辆车
裁判认定对于自带摩托车和手机,最高法院没有否认它们重要,却比较了不同资产在整个业务中的作用。连接商户、消费者与配送员的平台系统,才是这项服务不可分离的核心基础。配送员拥有完成任务的工具,并不因此拥有一套可以脱离平台独立经营的市场组织。[1]
裁判认定价格、支付办法和配送报酬由公司决定,配送员没有参加公司与商户的商业谈判。消费者与商户所面对的业务品牌和客户关系也主要属于Glovo。判决所说的“为他人利益工作”,不只是工资由谁转账,更包括劳动成果、市场联系和经营组织最终归属于谁。[1]
裁判认定法院同时承认反向证据:配送员承担车辆费用,并可能对运输中货物损坏、丢失向客户负责。这些风险不能假装不存在。然而,承担局部费用或损失,不等于具备经营者那种可以自主组织业务、决定价格并获取利润的完整风险收益结构。按件计酬也不会自动排除劳动关系。[1]
裁判认定TRADE要求服务者具有自己的组织标准,并在相关情况下拥有独立的必要生产基础。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这些条件,最终确认双方关系具有劳动性质。裁判对象是这名配送员与这家公司的特定安排,并不是一次针对全球所有骑手的集体身份登记。它不是把经济依赖型自雇制度整体废除,而是不允许仅凭签上这种合同名称,覆盖已经符合劳动合同特征的实际安排。[1]
身份胜诉,为什么解雇请求仍然失败
裁判认定判决最容易被省略的部分,在主文最后。最高法院只是部分准许上诉,部分撤销下级裁判,确认劳动关系;对于默示解雇、请求赔偿性解除合同及明确解雇这三项请求,原先驳回的结论仍然确定。它没有命令公司立即复职或支付劳动者所请求的全部赔偿。[1]
裁判认定当事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涉及下级法院程序上的矛盾:既否认劳动关系,为何仍处理解雇问题。他希望案件发回重新审理。但统一裁判见解上诉要求提供合适的相反裁判,该理由没有满足条件。最高法院又指出,经济依赖型自雇争议本来就可能属于社会司法管辖。[1]
史料记载原审还注意到,在当事人所称的默示解雇之后,他仍曾继续完成配送;其上诉范围也未有效覆盖全部原有请求。这些具体程序和事实,使一项重要的劳动身份确认,没有转化为本案各项救济同时获准。宏观上改变平台法律认识,与个人在特定请求上得到什么,必须分别说明。[1]
存在争议莫内雷奥·佩雷斯与马丁·穆尼奥斯的独立评论肯定法院把既有劳动法用于数字组织,也观察到此前地区裁判分歧。他们期待判决澄清争论,却仍指出平台可能继续争执。学者的改革期待不能代替执行记录,更不能把这名配送员写成因一次胜诉已经解决全部生计问题。[2]
从一份判决到骑手法,再到实际用工
史料记载二〇二一年五月的第九号皇家法律令把平台配送劳动关系推定与算法信息权写入修法,八月十二日施行;九月二十八日的第十二号法律承接相关制度,九月三十日生效。两者不是最高法院自己制定的新法,立法前言也明确记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社会对话。[3][4]
史料记载推定针对有报酬的商品配送活动,平台通过算法直接、间接或隐含行使组织、指挥和控制权的情况,并保留法定排除规定。算法信息条款则保障职工代表获知影响劳动条件、就业进入和维持的有关参数、规则与指令。它不是命令向所有公众公开全部源代码,也不是宣布每种平台活动都当然雇佣。[3][4]
史料记载立法不等于转换已经完成。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母公司Delivery Hero才公告Glovo决定在西班牙转向雇佣模式。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埃菲社报道公司宣布已聘用约一万四千名原自雇骑手,同时记载部分地区可能使用分包车队及工会异议。这些数字来自公司说明,不是逐份合同核验结果。[5][6]
史料记载资料截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本文未取得该匿名当事人的后续收入、社保补缴情形或全行业合规审计。判决、修法、公司转制与每名骑手得到实际保障之间,仍有不同证据门槛。算法可以把指令变得不显眼,法律则需要把组织工作的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人重新对应起来。[1][4][5][6]
案件时间线
- 2015年9月8日 服务合同 以自雇形式签订专业服务合同。[1]
- 2018年9月3日 初审 合并请求被驳回。[1]
- 2019年9月19日 地区上诉 维持不利结果。[1]
- 2020年9月23日 全庭表决 表决节点,不用作正式判日。[1]
- 2020年9月25日 最高法院判决 部分准许上诉,确认劳动关系,解雇等驳回仍确定。[1]
- 2021年8月12日 法律令施行 RDL9/2021的平台配送推定等规则施行。[3]
- 2021年9月30日 承接法律施行 Ley12/2021接续相关安排。[4]
- 2024年12月2日 公司宣布转制 西班牙业务转向雇佣模式的决定。[5]
- 2025年7月1日 转制情况报道 EFE记载公司称14,000人受聘及分包安排。[6]
案件程序
- 2018年9月3日 合并一审 审理 · 马德里第三十九社会法院 默示解雇、赔偿性解除与明确解雇请求被驳回。[1]
- 2019年9月19日 地区上诉 上诉 · 马德里高等司法法院社会庭 否认普通劳动关系并维持驳回。[1]
- 2020年9月25日 统一裁判见解上诉 上诉 · 西班牙最高法院社会庭全体会议 部分撤销并确认劳动性质;三项请求驳回生效,无全面发回。[1]
- 2021年9月30日 立法后续 后续程序 · 西班牙立法机关 新设配送劳动关系推定及算法信息权;不是原案个别执行。[3][4]
- 2025年7月1日 商业模式后续 后续程序 · Glovo、Delivery Hero及相关劳动主体 公司公告及新闻核读,不作为全体合规或历史欠款清偿证明。[5][6]
来源与资料
- Tribunal Supremo,Sala de lo Social,STS 805/2020;ECLI:ES:TS:2020:2924
- José Luis Monereo Pérez、María Rosa Martín Muñoz,La laboralidad de quienes prestan servicios a través de plataformas digitales
- Real Decreto-ley 9/2021,de 11 de mayo
- Ley 12/2021,de 28 de septiembre
- Glovo decides to move to employment based model for delivery riders in Spain
- Glovo ejecuta el cambio de modelo laboral y contrata a 14.000 repartidores
资料截止日:2026-10-23。截止日后的进展尚不包含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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